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院党委精心策划并组织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百年卓越”系列活动，包含了“四大板块内容”和“五条线路寻访”。音乐学系充分发挥注重田野采风的优良传统，展开了对革命圣地的实地考察，并对经典革命歌曲中的“鲁艺精神”和优良传统进行了寻访和挖掘。
2021年6月，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抗日经典歌曲的认识，由音乐学系师生组成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寻访工作小组，深入辽宁的广阔土地，走进辽宁的本溪、抚顺、锦州以及朝阳等地，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调查“义勇军”的历史发展线索，通过采访相关学者和当事人的后代，搜集各地方专家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口述观点和研究成果，尝试揭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素材地”的秘密。
在这次国歌“寻根”之旅中，我们不仅深切地体验到辽宁各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光辉事迹和精神，还发现了“辽宁是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素材地”的有力证据。此外，笔者通过参与本次寻访，还深刻地认识到作曲家聂耳的艺术创作动机，认识到作曲家的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及精神品质的密切联系。
一、音乐创作是表征生命意志的艺术实践
1935年，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了，其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吹响了全民族抗日的嘹亮号角，成为中华儿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可以想象，作曲家不会毫无目的地从事音乐创作，他们的音乐创作灵感和激情也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通过对辽宁各“义勇军”诞生地的寻访，笔者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作曲家“生命意志”的感性显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主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辽宁地区的爱国军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发组成了民主抗日武装的“义勇军”，积极奋起抗日。在寻访中我们发现，“义勇军”是由人民自愿组成的抵御外敌的非政府武装组织，队伍组成成分和阶层十分复杂，其中包括佃农、工人、警察、土匪、教师。比如锦州地区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原名“镇北军”）的首领高鹏振就是当地有名的“义匪”，绰号“老梯子”。因为队伍的“非正规”性质，大量的抗日英雄及事迹因未被编入历史史册，逐渐被人们遗忘，正是如此，义勇军的事迹与精神反映了普通百姓在面对家破人亡之时对“国”与“家”的最为朴质的依恋，以及他们为“生存”而争、为“自由”而战的顽强意志。正是这种意志激发了他们发出了“团结起来，哪能甘心做亡国的奴隶”的怒吼，以及“为民主争自由，为国家争疆土”的呐喊。
在以“义勇军”为主题的音乐创作中，聂耳曾说：“我写这个曲子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这种艺术冲动正是他本能的生存意志如泉涌般的彰显，是作曲家感性的“危机”意识直接外露。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认为的那样，人的本质就是求生意志，一种不可抑制的本能冲动，并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音乐恰恰是这种意志的直接外化和体现。聂耳的音乐创作正是表征生命意志的艺术实践。
二、音乐创作是基于个人经历的艺术实践
如果按照叔本华的看法，仅仅将音乐创作视为人们生存意志的写照，那等于将音乐降格为人类纯粹精神的直接产物，否定了音乐与作曲家个人经历、音乐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对国歌的寻访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作曲家聂耳的艺术创作与个人亲身经历密切相关，他的创作来自于所见所闻。
2021年7月7日，笔者随着寻访工作小组走入朝阳市建平县朱碌科镇，对原建平县县委办公室主任胡广志进行了深入采访，这次采访把我们带入到上世纪30年代热河抗战的战场，仿佛看到了聂耳在热河战场慰问的身影。
热河抗战发生在1933年2月21日—3月27日，日本关东军、伪满军以锦州为基地，分北路、中路、南路共三路10余万人进犯热河省，热河抗战全面爆发。期间，抵抗日伪军的中国部队既有国民政府的正规部队国民革命军，也有东北地区爱国军民自发组织的义勇军。在朝阳一线，由王化一任军团总指挥的义勇军第二军团，及由唐聚五担任军团总指挥的第三军团配合正规军部队对日伪军奋起抵抗，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方北平，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团”等组织构成的后勤、指挥系统，发动全国各界民众捐献物资、钱财，为义勇军持续战斗提供必要的补给。1933年，就职于联华影业公司的聂耳同文艺界的同仁们加入由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的慰问团。同年2月，聂耳一行奔赴热河前线，在朱碌科为义勇军运送物资并通过文艺演出等方式提振官兵士气。据时任义勇军骑兵旅迫击炮连连长刘凤梧的回忆，他曾亲眼见到过聂耳：“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来到热河，他们一面慰劳部队，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拍的电影记录了不少我们这些骑兵部队的活动情况”。
根据胡广志老人的口述及其搜集的大量资料，佐证了聂耳作为前线慰问团的成员，亲历了义勇军抗日这一事实。可想而知，聂耳以“义勇军”为题材的音乐创作活动绝不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和冲动，而是来自于自己亲身经验。在慰问中，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聂耳，以敏锐的观察力，洞悉现实及他人的内心精神，并最终运用音响的手段把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感受表达出来。正如学者所提及的，聂耳在热河亲眼看见辽宁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场面，感受着义勇军以血肉筑长城的不怕牺牲精神，这些都为他以后给《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奠定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使《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更加铿锵有力，慷慨激昂。可见，个人的生活经历正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从事音乐创作的思想依据。
三、音乐创作是基于时代精神的艺术实践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音乐家的创作不仅会打上他个人的烙印，更会打上社会关系和时代精神的烙印。一部音乐作品是表达时代精神的产物。
在这次针对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寻访过程中，我们寻访小组搜集了大量关于“义勇军”的史实及资料。比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声援和支持。桓仁地区成立了以唐聚伍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清原地区建立了由孙铭宸、孙铭武等领导的血盟救国军；锦州地区出现了高鹏振领导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他们以誓词、《告武装同志书》等形式表达了东北义勇军坚定不屈的抗日意志和高涨的爱国热情。另外，根据《清原县志》的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孙铭武面对日寇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与其弟孙铭久、孙铭宸(别名耀祖）商量后，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并积极地组织武装队伍，这既揭开了“血盟救国军”抗日的序幕，也彰显了他们舍“小我”取“大我”、弃“小义”而追“大义”的精神品质……这些史实背后的精神无疑诠释和补充了“义勇军”精神的实质。
在笔者看来，这些义勇军的事迹和史实反映了面对日寇的蚕食、满目疮痍、国破濒临家亡之际的时代精神，以及华夏子孙不断自省和高涨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以和为贵”的古老民族在帝国主义铁蹄下，拿起枪杆子以争生存的觉悟；是一条盘踞在东方的巨龙，在虎兕环绕的世界格局之下的伟大觉醒。这个精神就像“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揭开了中国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战序幕。
通过对朱碌科地区的考察和对胡广志老人的寻访，我们了解到辽宁各地的义勇军抗战事迹以及义勇军精神，已经被感性而敏锐的艺术工作者们所洞察和捕捉，并在他们心灵深处烙下了深深的烙印。作曲家聂耳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以及对时代精神的体验转化为创作灵感与热情，用雄壮、高昂的音符奏出了“义勇军”精神的最强音。他们不仅用音乐创作表达自己的内心，更承担起表达民族精神和群众内心的崇高义务。诚如有学者说：国歌“其内涵体现于民族独立自主‘旋律’产生的对外来干涉的斗争精神，体现于中华民族奋发有为‘旋律’迸发的凤凰涅槃般永生精神。”确实，恰恰是这种旺盛而高涨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赋予了聂耳的作品以强大的生命力。它至今仍是我们重温那个峥嵘岁月时代精神的号角，是激励我们民族精神自觉、自醒和自信的标志。
结语
通过本次寻访工作，我们不仅得出了“辽宁地区为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素材地”这一结论，更通过对辽宁义勇军英勇抗日事迹的了解与搜集，领悟到了“义勇军”精神实质。不仅如此，笔者基于寻访成果，尝试对聂耳音乐创作的源泉做合理的美学阐释，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艺术创作冲动是聂耳本能的生存意志如泉涌般的彰显，是作曲家“生命意志”的感性显现；聂耳以“义勇军”为题材的音乐创作活动绝不是凭借自己的幻象和冲动，而是来自于自己亲身经验，个人的生活经历正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从事音乐创作的思想依据；聂耳的音乐创作是基于时代精神的艺术实践，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以及对时代精神的体验转化为创作灵感与热情。总之，聂耳通过自己对“义勇军”抗日事迹和精神内涵的深刻体会，用音乐奏响和谐的时代之音。
（音乐学系 方伟）